捐了8208万后,他又捐了300万丨百家

#百家故事#

两年前,一则新闻曾引起巨大的轰动——

河南农业大学的退休教授王泽霖,将毕生科研成果转化费万元,全部捐给了学校。

年7月,80岁的他又将自己所得的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学校,用于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工作。

消息一出,无数人肃然起敬。

王泽霖一度被学生认为是最抠门的教授:住的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骑的是晃晃悠悠的电瓶车,而他目前所捐资产累计却已近亿。

这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人生。

而像这样的人生,往往会使人想起一个名字——白方礼。

从年开始,74岁的白方礼蹬起了三轮车,一蹬就是十余年,直到88岁。

他吃的是捡来的馒头,住的是3平米的铁皮屋,却累计捐款35万元,资助了多名孩子上学。

年,白方礼老人的名字登上了《感动中国》的颁奖典礼,“白方礼们”也成了一个代号,并影响至今。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这世上,也许从不缺白方礼们。

他也许不凡,也许平凡,仅靠自己,就活成了一座丰碑。

在早些年的河南农业大学,经常会看到一个身影。

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骑着一辆电瓶车,往返在年代久远的家属院与教学楼之间。

他叫王泽霖,还有一个外号,叫“抠门教授”——

穿的是半新不旧的汗衫,住的是几十年前分配的旧房子。

就连应邀去全国禽病大会上作报告,他依旧穿着领子松垮的旧衣服,秋衣的袖口都翻着毛边。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年底,却斩钉截铁地将自己毕生科研转化结余的万元,统统捐给了学校。

这一年,他77岁。

距离他来到河南农业大学任教,已经过去了35个年头。

王泽霖教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中国经济百废待兴。

在农村乡镇,养禽业成了不少家庭的支柱产业,同样,也是危机四伏的产业。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禽大国,也是禽病频发的国家。鸡瘟、禽流感等等疾病,一旦流行并爆发,可以轻易地催毁养殖户多年的心血。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打疫苗。

但在当时,大部分人还是要依赖进口疫苗,只能眼睁睁看着钱全流进了外国人的口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王泽霖考取了南京农业大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也是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学习的就是禽病研究。

年,毕业之后的王泽霖,被调进了河南农业大学,从事家畜传染病教学和科研工作。

这一年,他42岁。

早期,王泽霖从事研究的实验室

搞科研,在八十年代的河南农业大学,可谓是困难重重。

首当其冲的就是,没有科研经费。但这没有难倒王泽霖:没有经费,那就自己赚钱。

于是,他一边在高校的讲堂里上课,一边又跑去天南海北的养殖场治病。

除此之外,他还给养殖户开培训班,手把手教他们如何预防禽类疾病;时不时地下乡义诊,为村里的鸡鸭猪羊看病诊疗……

10年之后,在那个连万元户都稀少的年代里,他就这样挣出了多万元。

早年间王泽霖(右一)下乡服务

年,他将这万全部用光,在河南农大的校园里建了两座实验楼。

这个在结婚第二天都穿着十几个补丁旧棉裤的抠搜男人,面对30多万天价的超速离心机,眼都不眨就购置了数台。

在这个实验楼里,他攻克了3项发明专利,拿到了12个新兽药证书,彻底打破了国外在禽病防疫上的垄断,“给中国鸡宝宝撑起了国产保护伞”。

后来,禽类养殖行业甚至有了个不成文的说头:“禽病防疫就找河南农大王泽霖”。

依靠这些药物和研究,王泽霖平均每年为社会增加了多亿的经济效益,更让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向国家申请过一分钱。

王泽霖所获的荣誉与证书

年,内蒙古一家药厂的负责人找到了王泽霖,问他手里有多少个研发出的新兽药,有没有意愿出售。

王泽霖没想到会有人来买,直愣愣地伸出一个巴掌:“五个。”

那人又接着追问价格,王泽霖不懂市场,就试探着说了个万。结果对方二话不说,就以这个价格成交了。

卖药能卖万!消息一出,整个校园都轰动了,王泽霖也成了光鲜名人。

万的收益,学校拿了万,学院里分了60万,剩下的钱全部由王泽霖自己支配。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王泽霖转头分得明明白白——

拿出了万元,给禽病研究所建实验室用;剩下的自己又贴了一些钱,凑齐了万,捐给了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而捐钱这个口子一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王泽霖教授

年,汶川地震。

刚出差回来的王泽霖听闻消息,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学院,把身上仅有的元统统交给了学校领导。

他仍觉不够,回到家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又掏出了20万元现金,全都支援给了灾区。

年初,王泽霖团队准备研发新疫苗。

听到消息,4家企业几乎同时找到了王泽霖,二话不说就掏出了万元资助疫苗研发,条件只有一个——成果优先使用。

这种资助,在科研圈里不算罕见。尤其是王泽霖的科研成果,%都能够完全投入社会使用。

研发的疫苗出了实验室,就能进市场创造价值,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就这样,王泽霖在科研路上走了35年,科研成果的转化收入,不知不觉间,也滚到了近亿的巨额数字。

年底,分完了学校、学院、团队的收入之后,王泽霖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还有万元。

王泽霖教授(右一)

这个钱该怎么用?王泽霖犯了难。

换个房子?

王泽霖的老伴王五梅首先就摇了头:“这是我们的房子,住了几十年了,我们喜欢这个房子。”

那添置点新衣服?

王泽霖又没这个欲望:“我一辈子当马医生、猪大夫,这几十年是给小鸡看病的,我穿那么好给谁看?关键是耽误干活啊。”

至于把钱留给子女这项选择,老两口更是丝毫没有考虑过:“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努力的,我们也是这么奋斗过来的,他们也得靠自己去奋斗。”

王泽霖与老伴王五梅

最后,老两口一合计,索性捐出去得了,“得干个大事”。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个故事——

王泽霖找到了学校领导,将这万元全部交给了学校,只有一个愿望:建一个P3实验室。

P3实验室,正式名称叫做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

在年之前,河南农业大学只有P2实验室。按照相关政策要求,没有资格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及微生物实验活动。

对于河南农业大学的师生来说,这就意味着再想进行更高级别的禽病研究,不能再在本校进行。

这是王泽霖一块横亘在心头已久的旧病:“现在很多年轻老师都很困难,原来五年能研究完的,现在要拖到七八年,还要跟人家结合……”

王泽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畅想过这个实验室日后修建好的光景:

“到时候我们不光可以研究鸡,还能研究猪,可以分离病毒,可以研究疫苗。”说这话时,王泽霖的眼睛里仿佛闪着光。

记者表情动容,但还是为老人浇了一壶冷水:“您想建这个实验室,可是这个实验室未来不一定和您有关系。”

王泽霖不假思索地回:“只要有这个条件,他们研究出来也好啊,总会有年轻人去研究的。”

活到了这个年纪,他早已将个人的名利地位置之度外。

年7月,在捐出万元之后,王泽霖又找到了学校,捐出了万——

这是他在年被授予“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的奖金,自己却分文未动。

笔者有幸采访到一位曾在河南农业大学就读的学生,她说自己的专业课老师曾与王泽霖是一个课题组的同事,经常不由自主地在课堂上感慨王泽霖的简朴与淡泊。

而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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