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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请带我走

A

二十八年后，杜仲才第一次回国，那已经是世纪末的最后几天了。回到故乡的那个城市后，他发现自己几乎不认识什么人，也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了。他在H城陌生的街道上到处游逛，茫然四顾地站在十字路口，必须不停地问路，才能去往下一个并不确定的目的地。他觉得这种感觉有点像以往很多次在世界各地旅行——那些擦肩而过的面孔中，既没有朋友，也不再有仇人。

没有朋友的日子，杜仲曾经历了许多年。那种感觉对他来说，就像俄罗斯的冬天一样漫长而熟悉。但没有仇人的感觉，却使他感到失望与空落。他觉得自己像一片被风刮掉的树叶，偶尔飘落到这里，不会有人对他多看一眼。杜仲第一次发觉，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如果既没有朋友也没有仇人，就像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找不到地方坐下来。

于是，杜仲无聊地行走在这座城市喧嚣的街市上。少年时代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那个秋天时飘着桂花香的大院子，那栋褐色的尖顶英式小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昔日幽静的小巷，已被拓宽成一条六车道的马路，汽车如两股湍急的河水，朝着相反的方向流逝。他像一只小小的黑蚂蚁，围着一座蓝色玻璃幕墙的大厦转了好几圈，判断出大厦底座的范围，应该恰好是三十年前旧居的位置。它犹如一座拔地而起的大山，沉沉地压在了当年绿茵如毡的草坪上；在傍晚灰蓝色的暮霭中，大厦更像是一座巨大而豪华的坟墓，把他少年时代所有的生活都埋葬了。他不知道当年那些曾经鞭打过他父母的人、那些逼着他交出红色袖章的人，如今都躲藏在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城市脱下了旧时破烂的衣衫，换上了世界的流行样式，看上去那么崭新光鲜。过去已不复存在，眼前的城市像一个无辜的婴儿，没有思维也没有记忆。所有的人都好像搬了家，旧日的地址已毫无用处。但杜仲知道那些人就苟活在街道的缝隙里，或是隐匿在楼房灯光的暗处。他找不到他们也不想找到他们。既然大多数朋友都已经失散或是音讯全无，对于他来说，没有仇人同没有朋友相比，终是一样地无趣。

杜仲漫不经心地走着，极力把自己想像成一个与这座城市了无干系的观赏者。他在这个城市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在他身上也没有留下这座城市的任何痕迹一样。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几天下来，当令人困倦而眩晕的时差过去之后，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其实正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之中：他从那个遥远的F国，并非仅仅携带了自己的双眼回来，同时回来的还有他完整的身体——除了腿脚双臂五脏六腑，还有他的鼻子和耳朵。

他似乎闻到了一种异常的气味，如同幽灵一般，无形无色、似有似无地飘散在空气中。有点类似花香，比如春天的含笑花，或是百雀灵牌子的雪花膏，带着一丝人体的汗味儿，然后渐渐变得苦涩，混杂着街巷里油炸臭豆腐或是煎带鱼的气味，落在他的衣袖和领口上，拂之不去。那些气味好像留有时间的刻度，它们跟踪或是跟随着他，在这个城市里走来走去，他在那些气味中闻到了很久以前的自己。

他开始听见了一些极其细微而又杂乱的声音，搓擦着他的耳膜。那些声音在夜深人静时，会突然数倍地放大，就像台风袭来的夏季，巨大的香樟树在风中摇撼，树叶拍打着屋顶发出的哗响。那个雨夜，粗壮的树干上绑着一个瘦弱的男人，他的哀嚎在雨声中传来，像一个冤屈的鬼魂。天亮的时候，雨声与哭叫嘎然而止，那个男人死了。但他的泣诉却留在了这个城市的上空，使得杜仲总是觉得外面淅淅沥沥地在下雨……

这些气味与声音，此刻竟然都和杜仲一起回来了。杜仲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

还有，他的心脏也好像出了问题。有一种隐约的疼痛会冷不防地窜出来，在他的胸口短暂停留而后迅速消遁。就像一把钝刀，无声无息地磨砺着，却又不见流血。一阵阵的疼痛如同毫无规律的偷袭，弄得他疲惫不堪。

他相信自己无论走遍天下，都可以扮演一个路人的角色，但惟独在这座他出生长大的城市，他已丧失了作为一个观光客的资格。

去国二十八年，算得上一个人的半生了。回来时，父母早已相继过世，只留下一个妹妹。从机场出来时，他朝着那个举着名字牌的中年妇女走去，他拥抱她，两个人都是涕泪满面。尽管他和妹妹已通了好几年信，也多次交换了照片，但在眼前这个女人身上仍然找不到小妹当年的一丝踪影。她对他说了许多有关父母平反以后的事情，还有父母临终前，对他这个失踪多年的儿子死不瞑目的牵挂。杜仲回到H城的第二天就去为父母扫墓，他在父母的墓前长跪不起失声痛哭，然后与妹妹一起在父母墓前补种了两棵柏树。树根入土之时，他忽然想到，自己在H城的所谓根性，从今以后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了。

杜仲在F国经过好几年锲而不舍的搜寻，几经周折，总算通过江苏老家的亲戚，找到了妹妹这个惟一的亲人，已属十分侥幸。亲人是一根剪不断的脐带，连接着他的来历与去处。但小妹并非是他真正想要找的人。这么多天来他一直住在H城的妹妹家里，暗自希望着，通过妹妹的社会关系，也许能找到当年的一些同学和荒友的联络方式。有些事情应该在这个世纪内做完，杜仲正是为此而下决心回来的。

杜仲不知道妹妹是用什么办法，为他找到了孟迪。他对妹妹提起孟迪的时候，似乎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他担心那个叫孟迪的男人，也许早就不记得曾有过杜仲这个人。但这些年中，杜仲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孟迪这个名字。他记住孟迪并不是由于孟迪本人，而是另一个叫楚小溪的女孩。那个寒冷的冬夜，他去万山农场的一个连队看望楚小溪，分手时楚小溪把他领到了男生宿舍，让他和那个叫孟迪的男生合睡一个被窝。他猜想孟迪和楚小溪的关系应该很不一般。既然在今天的H城，楚小溪已经消失得杳无踪影，通往小溪的路径，就只有孟迪一个人了。

他和孟迪约在一个名叫“柳荫”的茶室见面。从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孟迪对他会面的请求，答应得十分勉强，并且毫无热情。

从孟迪平静的叙述中，杜仲才第一次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个“后来”，指的是年冬天，他离开万山农场之后的情况。第二天早晨他在男生宿舍醒来时，孟迪和楚小溪都已经出工去刨粪了，他独自一人走上公路，搭一辆运粮的“热特”到了火车站，火车再转汽车，回到呼玛他插队的那个村子，然后按照事先早已周密设计好的路线，在一个风雪之夜越过黑龙江边境，到达苏联境内。“后来”的那一切，都是他当初绝然无法预料的，二十八年之中，他对此一无所知。

杜仲已经很多年没在H城过冬了。他觉得有一股彻骨的寒气，侵入脊背，令他一阵阵颤栗。手边的茶杯没有一丝热气，就像抱着一个冰陀，十指顿时冻得麻木了。他听完了孟迪的讲述，过了很久，才说：

孟迪，如果那时我能想到，一个越境者离开之前接触过的人，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同谋犯，我是一定不会去万山农场看望楚小溪的。

孟迪喝了一口茶，说：看来你已经不会讲H城话了，你还是讲普通话好了。

杜仲改用普通话说：可在当时，我无法对楚小溪说出我去看望她的真正原因，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同她告别。对于她，我不能不辞而别的。

孟迪冷冷地笑了笑。

杜仲把杯子放在桌上，茶杯抖了一下，茶水晃出来。他觉得自己的普通话也说得同样难听，混杂着俄语、法语和英语的尾音，像一杯蹩脚的鸡尾酒。他一边用纸巾吸水，一边问：你是说，在我走后，楚小溪被作为同案犯隔离审查了好几个月，撤销了她预备党员的资格和其它所有的职务，以至于断送了她的前程。可是我仍然不明白，在我插队的地方，有谁会知道，我在离境之前曾经到过万山农场、见过楚小溪呢？

孟迪说：这个问题，恐怕得问你自己。也许你无意中告诉过别人？也许在你走前扔下的东西里头，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再说，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密探。

孟迪嚼着嘴里的茶叶，面无表情地接着说：你在临走之前，难道真的不知道过江那种事情，即便侥幸成功了，也会牵连很多人，造成严重后果的么？

我……我当时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才能过江……

杜仲喃喃说着，颓然垂下头去。他觉得脑子里有一粒炮弹正在爆炸，身体迸裂成无数的碎片，血肉横飞地弹开去了。

只有经历过年隆冬的那个漆黑的风雪之夜，才会知道世上的地狱究竟在哪里。但20岁的杜仲已经懂得，比地狱更恐怖的地方是人间。他知道自己的面前，只剩下地狱那一条通道了，他惟有从地狱中穿过去，前方才会有一丝亮光。若是在地狱里坠落，只是坠落在地狱的深处，他看不出来地狱与地狱深处有什么区别。

那天半夜，杜仲临出发前，抱定了从容赴死的决心。与其生不如死，死亡何惧之有？他甚至希望在穿越那片茫茫雪原的无人地带时，能挨上一粒不知何方射来的枪弹，使他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也将他的全部痛苦彻底终止。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对痛苦过于敏感的人，所以他才会无法忍受眼前的生活。而选择这样的方式去死，正符合他内心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渴望。那种凛然与高傲的性格植根于他的少年时代，更准确地说，来自于他所读过的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遗憾的是，决斗只能确定一个对手，而在他面前，似乎人人都是对手又都不是，太多的对手恰恰意味着没有对手，没有对手就意味着他的“敌人”是“大象无形”或是高不可攀的。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反复思虑，杜仲最后把“对手”这个位置，毅然留给了自己。

孟迪如果了解自己当时的真实处境，他就该懂得，那个冬天杜仲是非走不可的。

那是杜仲父母被隔离审查的第四个年头，杜仲仍然看不到双亲有一天能获释回家的可能。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冬闲时节，他以去北安看病的借口请了几天假，从黑龙江边一路逃票扒车回了一趟H城。他下乡前，已将妹妹送往江苏老家的亲戚抚养。杜仲借住在一个要好的同学家，一连在城里转了好些天，却得不到有关父母的任何音信。曾给他的童年少年时代带来欢乐的那栋小楼，底层已搬进了新的人家，他们一家所居住的二楼，每个房间门上都贴着封条，封条已变得破烂不堪，在阴冷的穿堂风中，如同一只只黑色的蝙蝠煽动着翅膀……

年，是少年杜仲厄运的起始。一夜之间风云逆转，不断往纵深发展的运动终于波及到了杜仲的家庭。父母留苏期间与“苏修”的关系，还有许多杜仲所无法确切得知的“历史疑点”，都被红卫兵视为如获至宝的辉煌战果。父母曾在抗战胜利后被派往苏联学习与工作，年回国，带回了留苏的成果之一——在莫斯科市出生的杜仲，小名德鲁卡。父母回国后即被派往H城工作，均任省厅局领导干部。文革开始之前，杜仲一家的生活风平浪静，即便父母的头上早已有阴影笼罩，快乐的小德鲁卡也是感觉不到的。但如今那一切都已随着父母的消失而不复存在，杜仲被迫摘下红卫兵袖章，赶出那栋小楼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啄光了羽毛从高空坠落的麻雀。

杜仲选择了逃离H城作为惟一的出路，走得越远越好。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如此坚定地选择去黑龙江。时隔几十年，他仍然要辩解说那绝非预谋，而只能说是一种宿命。事实上，他报名去边境上那个叫呼玛的地方，很费了一番周折，在当时他那样“出身”的人，本是没有资格去“反修前线”的。他为此甚至写了血书。幸而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高一“战友”，时任奔赴三江的知青头头。火车开动的时候，杜仲看着伸出车窗外挥动的那一只只草绿色的胳膊，心想自己也许是这一列长长的火车中，一条政审不合格的漏网之鱼。

辽阔而丰饶的北大荒，以纯净的雪原和碧绿的田野，抚慰着他受伤的心灵。汗水无法洗刷耻辱，但至少能够证明改造的决心。大雪一场接着一场，阻断了通往外界的道路。杜仲一次次顶着风雪，步行几十公里到公社邮局去，企盼着会有一封H城的来信，带来有关父母的消息。也许在他的心底，更希望收到的是楚小溪的回信。他自从到达呼玛后，就开始不间断地给楚小溪写信。开始是寄往H城，后来楚小溪也到了北大荒，他的信就寄往万山农场的那个连队。他的信总是写得很长，至今他还记得，刚到呼玛的时候，他在信中怎样给楚小溪描绘黑龙江边的生活。他告诉她，“呼玛”是达斡尔语中，高山峡谷不见阳光的激流的意思，这地方冬天最冷时可达到零下52度；在文革前，边民可以到江中心的岛上去放牧，开了春儿把牛羊往岛上一赶，岛上草肥水美，到了秋天再把牛羊赶回来，就增加了好几十只了。这儿的边民大多是当年闯关东的山东人，所以从江那边嫁过来的俄国女人，个个都会说山东话。都说喝了黑龙江的水，头发黄鼻子大，所以这里的人长得都像混血儿。那些混血儿因为长着一付修正主义面孔，所以不准入党参军不准当民兵。黑龙江里有许多种江鱼，俗称三花五罗，据说肉质鲜美细嫩，不过他至今还未吃到；鳇鱼籽号称黑珍珠，金红色的大马哈鱼籽每一粒都像玛瑙。在一个叫西岗子的地方，埋了几千名牺牲的苏联红军，附近有一座冒烟的活火山，夜里有红色的火星闪烁……可惜这些都是听人说的，他什么也没有亲眼见过。他每天的生活除了劳动还是劳动，除了学习就是学习，他很想到江边去看看，到了夏天，据说连江对岸钓鱼人的草帽，还有漂亮的斑点狗身上的斑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刚开始的时候，楚小溪还常给他回信。奇怪的是，小溪对他讲的那些好玩的事，好像一点都不感兴趣。她的回信总是在讲学大寨和大会战什么的，讲她们连队火热的生活，开荒、锄草、麦收，怎样一次又一次胜利完成了任务。杜仲觉得小溪的信写得空洞无物，她的信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农业劳动使我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了脚踏实地的劳动者，但世界观的改造还不够彻底。”“我们种的是普通庄稼，但收获的将是反修硕果。”……杜仲心想，一个文革开始时刚念完初一的女孩，也敢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么？他盼她的信又怕收到她的信。他若是在信上流露出一点儿低沉的情绪，小溪的回信就会用严肃的口气“批判”他，要他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于是他只能在回信中据理力争。“猫冬”的农闲时节，他将大量的业余时间用来写信，他希望能说服楚小溪懂得自己。信写得越来越长也越来越激烈，这样做的结果，楚小溪的回信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信也越来越短了……

但是杜仲还是盼着楚小溪的信。同去的知青中，那个惟一的哥们已调到整建党工作组，周围没有一个人能谈得来的。他需要有一个人能听他说话，何况是楚小溪那么一个单纯无邪的女孩，曾经在他最艰难的日子里，给予过他温暖与友情的人。

杜仲一次次往返于村子和公社之间。茫茫雪原，一根细弱的蒿草在雪地上摇晃，随时都会被风雪折断。公社的高音喇叭在寂静的旷野上尖叫，但整个世界都好像已经死去了。

杜仲试着偷偷把那些诗翻译成俄文，以此来打发时间，到后来，他自己所译的俄文诗句，也能倒背如流了……

草绿了，草又黄了；下雪了，雪又化了。杜仲觉得自己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

他开始给军队的那个朋友写信，诉说自己的郁闷，还有一些幼稚的质疑。那些质疑不可能像后来他的军人哥们认为的那样，是受到了旁人的“教唆”和“影响”。那仅仅是杜仲本人发自内心的不满情绪，是与他自身命运相关的牢骚，还有书本和文学作品，在他体内残存的那些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情感。他在信中提出了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求教于那位当年敢作敢为将他塞进车厢、带去反修前线的哥们。他完全没有想到，进入军队后的哥们已是今非昔比，正在迅速成长成熟。他在阅读了杜仲的来信后，产生了极大的担忧，他感到杜仲的想法很危险简直是太危险了，他必须拯救这一位在自己离开后，随即迷失了方向的战友。杜仲的信被果断地退回到公社，还附有军人要求公社党组织帮助杜仲的长信，言辞恳切，希望杜仲迷途知返。这封信对杜仲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不是因为公社与生产大队为此事召开的一系列批判会、也不是因为杜仲被迫写下的无数检讨书；而是因为，经历了几年来在险风恶浪中的颠簸，杜仲曾以为前方是有岸的，至少还有一条大船一直在与他同行。但此时他举目四望，茫茫的海面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风高浪急，视线之内没有飞鸟没有岛屿，他的呼救没有回应；小船已经漏水，再来一个浪头船就会倾覆了。

杜仲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孤独。还有绝望。

杜仲明白自己是走投无路了。这封被退回的信，足以断送他原本就已经十分渺茫的前途，他决不会再有转机和出路可言。

尽管如此，他仍是认真而痛心地对自己信中的妄言，一遍一遍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检讨，颤抖的钢笔在他的中指上嵌下了硬币样的茧子。元旦即将来临时，他的脊背上长出了一个通红的痈疽，然后是持续的发烧。那时知青们都已准备回H城探家，大家都没心思再对他穷追猛打，公社革委会批准他去北安看病，他搭乘了一辆牛车再是“热特”再是长途汽车，医院做了一个门诊手术，拿到病假条后，他跳上了开往H城方向的火车。

年年初的一日，杜仲在H城旧居门口的封条前站了很久，他忍不住轻轻地晃动房门，竟发现尘封已久的门锁已经不那么结实。他转身而去，在一家僻静的杂货店买到了一把钳子和一个手电筒。那天晚上，他蹑手蹑脚地接近了自己曾经的家，然后顺利地破门而人。久无人居的房间里，浓重的霉味与灰尘的气息险些令他窒息。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只是想来看看，看一眼而已。惭破的家具中，也许还能找到一点什么有用的东西。手电筒微弱的亮光下，他的影子如鬼魂无声地挪移，歪倒的衣架倾斜的柜子和满地的纸片，再次提醒着他的孤独与绝望。他在地板上疲倦地坐下来，一仰头，看见了墙上的那个镜框。

很多年中，杜仲一直认为，那个晚上他无意之中的一瞥，好像有人从微光中伸来一只手，亲自将那个地方指点给他的。他始终无法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一下子就对那只镜框发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镜框如书本大小，浅灰色像是镀银的窄边框架，是父母当年从苏联带回来的，一直就挂在那里。也许由于其中镶嵌着一幅列宁的炭笔素描画像，镜框毫发无损，竟然未被人掳走。杜仲用衣袖擦去了玻璃上的浮灰，心想这也许是父母留给他的一件遗物了，便将镜框揣进怀里，而后悄然离去。

第二天上午，在他借住的地方，同学的家人都已上班。他把镜框拿出来细细端详，觉得里面的画像有点歪斜。闲来无事，他用钳子将镜框背后的小钉子拔了，揭开背后薄薄的盖板，想把那张画像正一正——那一刻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他在画像与盖板之间，发现了一张有些泛黄的硬纸，翻过来看，像是一份表格，上面有铅印的俄文。杜仲屏住了气，睁大了眼，开始阅读那些模糊不清的俄文字句。他出了一头大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份与他有关的文件——年，医院的出生证。

他的父母为什么要把这份证明，放在如此隐蔽的地方呢？

这张保存完好的纸，恰恰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对于他来说，莫非是一种暗示与指引？它究竟意味着自投罗网还是绝路逢生？

杜仲傻呆呆地坐着，苦思冥想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当同学一家人回来时，他已经把镜框恢复原样，用一件棉毛衫将它包裹严实，塞在了自己简单的行李里。一个重大的决定在他绝望而混乱的脑子里大胆地萌生，他甚至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但他已经别无选择，他觉得除了这条路之外，自己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没有退路就意味着只能勇往直前，无论前面是断崖还是陷阱，他都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作为抵押，不顾一切地去试一试。

接下来的日子，杜仲在H城的短暂逗留，开始为自己的计划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又一次潜入封闭的旧居，竟然在杂物堆里找到了一只苏联生产的望远镜。也许是运气和天助，他在一个留城进了工厂的老同学家里，发现了在批“四旧”时，抄家得来的一只夜光指南针。他以身处边疆自然条件恶劣经常迷路为借口，费尽口舌，向那人讨得了指南针。他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了，只需要勇气和胆量，他相信自己一口熟练的俄语将会帮上大忙。

很多年以后，他回想当初近于疯狂的行动，觉得那次行动的原动力，仅仅是一种狗急跳墙的动物生存本能，是年少气盛的血液中自以为是的冒险精神，还有他希望亲自去考察一番“一声炮响”发祥地之真实面貌的狂妄之念。如果说其中混杂了少许诗意的憧憬与浪漫，那么也是由于静静的顿河或是伏尔加纤夫还有白净草原与悲怆的天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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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在从H城返回呼玛的途中，特地绕道松花江边的万山农场，去看望楚小溪。那是一次只能在心里进行的悲壮诀别，只有他自己明白——他若是能成功过江，他从此再也不能回来；如果他被打死在边境线上，他当然更回不来了。所以，无论成功与否，此一去，他都将与楚小溪永别。

回到呼玛之后，他的劳动表现异常出色。他多次偷偷揣着望远镜，到很远的草甸子去打柴禾，江边了望哨的位置都已烂熟于心。如此地广人稀的边境，两岸间终会有被疏忽的隐蔽通道，就看你能否发现它了。

他终于等来了一个刮着大烟泡的风雪之夜，风声怒吼，雪片横飞，他拧断了生产队马棚门上的铁条，把十几匹马都轰了出去。马在旷野上四散狂奔开去，那将是他行动的最好掩护。厚厚的羊皮袄被翻了面紧裹在身上，他想自己如果被冻死在旷野上，天亮以后，看上去就像一只被埋在雪地里的羊。

生与死之间其实只有一步，这一步的距离却是如此之长。对于20岁的杜仲来说，那已不是国境线，而是死亡的界碑。天地混沌，面孔上结了一层冰壳，眼球似乎已经被冻住了，他一次次用手套揩擦着眼睫毛上的白霜，远方隐约有一线光亮，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他听见了从黑暗中传来的一声俄语，喝令他站住。几个大兵迅速地将他捆绑起来。当他被带到了一所暖和的小屋，他没有开口说话，而是用几乎冻僵的手，伸进贴着胸口的内衣，掏出了那份证明自己出生地的文件，还有写着他名字的边防证。

孟迪把一粒白瓜子轻轻磕开了，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说：

跟你说句实话，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在H城见到你。听说你后来一直没有被遣送回来，大家都认为你在过江的时候，不是被打死了，就是冻死了。你能被他们留下，简直是一个神话，或是一个谜。不过我并不想知道，你没有被送回来的具体原因。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年龄不会不懂，你能留下来，当然是因为对他们有用。可是你妹妹的一个朋友转告我说，你是从F国回来的，我倒很想知道，你这一次，究竟是途经F国呢，还是早已定居在F国了呢？

杜仲回答说：我在80年代中期，从当时的苏联到了F国；我的妻子是俄国人，懂法语，她一直到90年代才有机会离开俄国，到F国与我团聚。现在我们一起居住在F国南部，我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你也许明白，前二十几年中我根本不可能回来探亲。

孟迪沉吟了一会儿，又问：杜仲，恕我冒昧，你既然冒着生命危险，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后来为什么又一次离开那里去F国呢？孟迪在“又一次”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杜仲很快回答：是因为失望。

是什么让你失望？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让我失望。

难道每一次失望都会导致——导致放弃么？

是这样。我没有别的反抗方式，我所能选择的，只是放弃。

就像当初你放弃楚小溪那样？

……不，我和楚小溪之间，只是朋友，她不是我所要反抗的，当然就不存在放弃。

那么，如果说，当你有一天放弃到再没有什么可放弃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事实上，现在，我已经就只剩下我自己了。这是坚守的底线。

很久的沉默。杜仲伸手从孟迪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他戒烟已经好多年了。

杜仲并不想把自己这些年在海外的经历，一一从头道来。毕竟他与孟迪不熟。假如有一天他能见到楚小溪，而她也仍然有兴趣听他讲述，那么他会告诉楚小溪，这二十八年他是怎样过来的。那场暴风雪过去之后，他被押送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然后送到赤塔。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审查与等待之后，他终于被允许留在了远东地区，先是被送到一所大学学习国际政治，然后在一个研究所从事中苏关系研究。孟迪说得不错，以他那样特殊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他是一个有用的人。但孟迪并不懂得，他有用却没有更多可用的价值。有关方面曾希望他到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担任对华广播，被他拒绝了。几年后他被送往莫斯科的另一个研究所，那时他已开始自学英语和法语。但几乎与此同时，漫长而缺少阳光的冬季，压抑而神经紧张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期的思乡之情，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他突然感到了厌倦，对自己所谓庄严而神秘的工作失去了兴致。有时他甚至会发生幻觉，觉得在这里和当年在江对岸，除了食物和语言之外，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怀疑自己在若干年前，是否真的曾有过一次逃离？他是否还有必要重新逃离？

那年夏天，借着去F国治疗忧郁症的机会，他没有再回到莫斯科。他的妻子在F国的亲友为他提供了最初的生活费。忧郁症断断续续搅扰了他好几年时间，一直到前苏联解体，他的妻子终于也来到F国，他才渐渐恢复了健康。当他重新振作起来，安顿好家人，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几年下来略有积蓄之后，他才第一次有了回中国的可能性。

二十八年。半个地球的周旋，多长的一条曲线。

孟迪说：可我始终还是不明白，你明知过江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走之前你为什么还非要去看望楚小溪？你知道你在万山农场住的那一夜，牵连了多少人吗？凡是和你说过话的人，每一个人都被反复盘问。我因为留你住宿，与你合睡了一条被子，团籍都被开除掉了。

楚小溪的处境就不用说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第二年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她是完全可能被推荐的，但她却一家伙被打人了冷宫。一直到知青大返城的年，才离开北大荒。有一段时间，连队的女生都不敢同她说话，我想了很多办法安慰她也没用，因为她总是觉得对不住我，一次次不断地向我道歉。那么沉重的心理压力之下，我真害怕她会神经错乱……

是啊，听你讲了这些，我觉得自己真是罪孽深重。杜仲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一直压得他胸口憋闷，经过喉咙时，像一股腥黏的血流喷出来。他连续地咳嗽，每说一个字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有生之年，我若是还能见楚小溪一面，我会请求她的原谅。今天在这里，请你先接受我的歉意，可是，我却无法偿还当年给你造成的损失了……

杜仲的眼睛发涩，呼吸也越加滞重。他真的不愿意回想那一次见到楚小溪的情形，他也无法告诉孟迪，那一次付出了如此之大代价的会面，其实是很不愉快的。非但不愉快，甚至如同一把利剑，在他心里划下了一道不可愈合的印痕，由此更坚定了他逃离的决心。当年他和楚小溪曾因她的天真无邪而彼此走近，却也因她的纯真无知而分手。他是带着心灵与情感上难以述说的失落与迷惘，走向漆黑的雪原的。他在雪地里一次次摔倒又爬起来，觉得只有自己的两条腿还在拼死行走，而心却已经冻僵了……

杜仲在离开“柳荫”茶室之前，犹豫再三，还是向孟迪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对自己过江以后发生的那些事情，仍有些疑问。比如说，有关方面对楚小溪的处分，为什么会如此严厉？按说，楚小溪是把杜仲当作一个探访者和友人接待的，对他的逃离完全不知情，一旦交待清楚，应该可以脱身，却怎么会搞成那个样子？是不是楚小溪对他的逃离，表示了同情和理解呢？他说得小心翼翼，他知道自己的内心深处依然在渴望得到某种安慰。

孟迪很快回答说不是，以楚小溪当时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她怎么可能同情一个……她对审查是很配合的。孟迪的口气陡然变得不太友好，反问杜仲说：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呢？

你指的是什么？杜仲真的糊涂了。

我指的是，你应该知道，问题的关键在于，楚小溪她根本交待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那张纸片。

什么纸片？

你真的不记得那张纸片了么？一张有蓝色横条条的纸片，好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有中文和俄文两种文字，一句在上，一句在下，中俄文对照的，实际是同一句话。

同一句什么话？

“请带我走！”

请带我走？

是的，时隔二十多年，我都不会忘记，就是这一句：“请带我走”。

杜仲的脑子一片空白，思维已经完全停顿与混乱。他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儿同自己有关。但他却实在想不起来，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同自己有关。

孟迪冷笑着说：你自己写下的纸片，怎么会不记得了呢？那天晚上你和楚小溪在科研排种子站的小屋谈天，你在匆忙中把纸片遗落在那里了。纸片上有俄文，这在当时显然是令人警惕的，所以第二天有人捡到了它之后，就把这张纸片悄悄收起来，然后交给了领导。你过江后，大规模的调查开始，这张纸片就成了铁的证据。问题在于，没有人愿意相信那张纸片是你遗落的；连队的H城知青中有人说，楚小溪在文革中就认识你，所以她的俄文肯定是你教的。专案组还让小溪对了笔迹，最后竟然断定，那张纸片就是出自楚小溪之手，“请带我走”那句话，是楚小溪早就写好了，想当面交给你的。也就是说，楚小溪本想跟你一起走，但你怕她碍事而没有答应。当时，只有我相信楚小溪是无辜的，可惜，楚小溪根本就无法证明，那张纸条不是出自她的手……

杜仲的记忆在刹那间复活。他隐约记起，在从H城回北大荒的路上，换车等车的中途，为打发时间，他写过一些中俄文对照的纸片，意在练习自己的俄文。其中当然会有“请带我走”这样过江后必须使用的句子，是的，他随手在笔记本上写过这句话，后又撕下来想扔掉，不知为什么没扔，后来他再也找不到这张纸片了。好在他已经把“请带我走”那句话完全背熟，也就把纸片的事情丢在脑后了。当年的这一疏忽，竟然惹下如此大祸，他怎么就会在无意中伤害了自己曾经最珍视的人？

杜仲苦笑着，他觉得事情变得越来越荒唐了，甚至极其荒诞。面对那张遥远的纸片，他觉得自己任何悔恨与歉疚的语言都是何等无力，他对孟迪已是无话可说。

杜仲付了茶钱，与孟迪一同默默地往外走。

杜仲在一棵粗大的梧桐树下站住了。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还得对孟迪再说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若是不说，他也许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希望尽管渺茫，他还是要试一试。

我听人说了……听说楚小溪在80年代去了美国。杜仲说得有些紧张。孟迪，无论你怎样看待我都没关系，但你能告诉我楚小溪在美国的地址么？

不，我和她很少联络。孟迪一口回绝了他。

你就不能想办法帮我去问问看么？杜仲的口气已近于哀求，他觉得自己有点可怜。孟迪你住在H城，你想找她的话，是一定能找到的，而我再过几天就要回F国了。我只是想……只是希望给我一个机会向她致歉请她原谅，你哪怕给我一个她的电话号码也行……

孟迪不置可否，慢吞吞地跨上了自行车，没有同他握手说再见。

杜仲从孟迪无法掩饰的眼神中看到，孟迪是有楚小溪的联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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